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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043摄政王加速新政变革(2)  

2012-12-31 07:50:19|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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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加速新政变革(2

有人问:摄政王变革之前,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不是很好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简单说来,可以这样理解: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有什么样的民众意识。

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发展的时候,政治制度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时候,立宪思潮的不加控制地传播流行,只能使多数人认识“立宪”这两个字,却对于实行立宪的步骤完全不知道,对于立宪的好处也只停留在理想状态下,或者说是一个观念中设想出来的那么个立宪形象。

立宪好啊,立宪好啊,我们立宪吧,我们立宪吧。在多数人心中,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认为立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别人成功后我们可以拿过来就能用的宝贵经验。

可是,谁也不知道立宪需要具备哪些因素,怎么进行,达到什么目标。尤其严重的是,统治者不明自己国家的国情,不明白立宪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撑条件。只看人家楼盖的高,没看到人家的地基有多深。

立宪,是法治;法治,是协商对话式、而不是暴力权力式的处理问题,是按规则办事;协商式、规则,必须要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之间的交易和交往有了约定俗成的规则时才可。然而,整个清朝的闭关锁国,资本主义发展刚露出那么一点点嫩芽,就被掐死了。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的长期运行,却想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型制度来引领中国,这就是宪政必然失败的原因。包括后来辛亥革命成功后,在中国理想地设计了一套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与此理同出一辙。

所以,人们的立宪热情是盲目的热情,人们的政治参与是盲目的参与,统治者的新政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整个大清上上下下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左冲右撞。

从政治学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顺序的,一般来说,特别是后发展的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时,必须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

要用强有力的权威、实现制度化、再在法律框架下有序地组织大家实现政治参与,然后才能稳步地向改革目标前进。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逐渐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和心理。

后发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多是走此路径:

德国俾斯麦,采用铁血政策,进行德国的体制设计,把德国强力拉进现代化阵营。

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是采取和德国一样的路数,在德川庆喜还政天皇、天皇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强力推进的维新。

俄国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手段,强拽着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化。马克思说是“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韩国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后,当了十七年总统,运用自己的权威和掌握的军事力量,进行国家的各项设计,用刺刀架着、鞭子抽着,把韩国驱上现代化的轨道。

台湾省的蒋经国有一句广被传诵的名言:“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也是先专制,再稳步进行法律的制度构架,最后再实行选举,开放党禁、报禁。

然而,清王朝在风雨漂泊之际,慈禧太后为了一己之私,选了一个最不该选的人当了皇帝,把权力交给了最不该给的载沣。这就像是一个重病患者推入急诊室的时候,最需要一个医术极为高超的医生才能做这个手术,却把这个重任给了一个在医校还没毕业的实习生来处理,萧功秦教授称其为“急诊室效应”。

这个实习医生虽然医术不高,但胆子还挺大,上手就在病人的肚子上刷刷划了两刀。二把刀的功夫一施展,最终的结果就是济公活佛出现也救不了这个人了。

《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没有任何权威的载沣采取了与政治学上的顺序正好相反的步骤:先把立宪情绪忽悠起来了,再进行自己头脑中的制度设计,然后想在出成绩时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他头脑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

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曾给出一个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意思就是说,政治参与越高(被改革口号忽悠起来的人越多),政治制度化程度越低,结果就是政治动乱和暴乱的机会更大(在这个公式中,只有分母越大,得出的商值、动乱的机会才会越小!)。因为新政改革的政策像炸坝一样轰开了“井喷”式的、“蜂拥”而上的、乌合之众的参与热情,一下子释放出来长期、甚至是帝制千年以来下层群众被压抑的情绪,这些人会提出大量的不同的政治诉求。然而,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与应对这些诉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这股热情得不到机会的话,就会走上对政府强烈不满的道路。就像是一股来势汹涌的洪水,没有合适的渠道,一下子涌上田地、涌上村庄,冲走了千千万万在岸边的人。

实行改革之后,还有一个逻辑链条,如果控制不好,就会酿成灾难,那就是:改革初期,新体制尚未确立,腐败出现的机率就会增大;腐败增多,人们就会不满;为了平息人们的不满,统治者就会寄希望于加速改革,希望使国家快点步入正轨,这样就会免于腐败,因为多数会选择加速度的道路;而不管政府如何加速,体制的变化总是落后于人们日益提高的期望,人们的不满就会更加强烈。

这就是为什么摄政王的新政改革会越来越快的原因,因为他形成了上层、中层与下层对立宪的期望值。

立宪派人士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就极力鼓吹立宪,希望早日立宪,早点儿使国家走出困境,达到像日本一样强大的目标。这些社会精英观念中的立宪,其完美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实的立宪,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步伐太慢,快啊,快啊,要不然就被开除球籍了。

地方督抚有一部分人是习惯于迎合上面政策的心理,你说新政,我绝不喊旧政,紧跟!另一部分人是真的也想立宪,因为他们是站在社会的第一线,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所处的危险环境。

普通民众被立宪风潮鼓动起来之后,眼见着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程度日益加深,日本渗透东北,俄国渗透蒙古,英国进入西藏,法国进入越南,各种危机使普通人倍感焦虑。既然你们都考察了,立宪能强国,那还等什么呀。你们改革这么慢,是不是仍然想权力握在一个人手里呀?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末社会各阶层的人对新政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国家面临的危机程度决定的。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越想加速改革。

然后,不论是从改革的理论、还是从改革的实践来看,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政治改革的速度越快,就越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大爆炸,国家的危险度成倍增加。载沣自己按照书本的配方,以为制造了黑芝麻糊,却不知那黑乎乎的一团是上万吨TNT

小牛犊扑麻雀--心灵、身子笨。

因此局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摄政王载沣所能驾驭的范畴。

此前,在政治强人慈禧的威权控制下,局面尚说得过去。可是,在慈禧太后归天之后,大清朝就像失去控制的马车,已经停不下来了,快马拉破车,跌跌撞撞地全速向前冲去,必须遇到悬崖或山涧才能真正停下来。

清王朝就是这样废在了载沣的手里的。

庸医害死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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