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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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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065新的格局(1)  

2013-01-31 08:25:56|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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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格局(1

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专门搞研究的,人们不会太在意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因为对那些人的名字和面孔比较陌生,于是就关注了最熟悉的几个人当上了什么职位。但是,一个人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慢慢就会发现,省略了政府的人事安排,其实是把最核心的部分给疏漏了,所以才产生越来越多的疑问,总觉得有些个问题逻辑上过于简单,更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却找不出为什么。

政治是以“权力”为中心展开的,就像经济是以“利益”(或“金钱”)为中心展开的一样。抓不住这个要点,搞不清谁来掌权的问题,就搞不清历史为什么会那样发展和进行,就像离开情爱来研究夫妻关系一样,漫不着边际。

尤其是读到唐德刚先生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时,才发现里面原来藏着很大的玄机。所以,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必须要详细地考察一下。

唐德刚只用了八个字:“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就轻松地解开了这团乱麻。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才能向着历史的现场更加靠近。

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美国式的体制,不设总理,稍有变通,美国是以国务卿、即外交部长为首席部长,南京临时政府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这是以兵权做后盾的模式。

临时政府下设九个部,元首及各部领导名单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号中山,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同盟会),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同盟会),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同盟会),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福建人

次长:汤芗铭,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同盟会),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同盟会),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同盟会),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同盟会),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同盟会),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同盟会),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君武(同盟会),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右任(同盟会),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同盟会),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其实,涉及到权力的时候,永远没有一团和气的,即使在幼儿园,想当个有称号的职务,都要进行一番运作。谁都希望通过权力的分配,使自己方面实现利益最大化。

一步领先,可能会步步主动;一步落后,可能会步步被动。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有权力,就会有争斗,没有争斗的权力格局,只能存在想像中。恩格斯就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较量而产生合力的结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幕后运作过程,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权力格局来进行分析和推测。

权力的格局,其实就是实力的较量,外加一定程度的心眼儿和手腕儿。

孙中山和黄兴倒是想以同盟会为主,但是,武昌起义是个墙倒众人推的结果,同盟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力量,孙中山和黄兴,既没有嫡系人马出战,也没有金钱的资助,只是靠着武昌起义之前的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声誉才胜出,所以,各部总长的人选,是各派均分。

胡汉民,既是同盟会成员,又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大总统自然是要有一个自己绝对信得过的人在身边,因此他担任了秘书长;

黄兴和王宠惠是同盟会的代表,担任了政府中的最重要职务:陆军总长、外交部长;

张謇、汤寿潜,是立宪派的代表;

蔡元培、章炳麟是光复会的代表;

程德全是从清朝官僚“反正”过来的(汤寿潜也是);

黄钟瑛(海军次长汤芗铭也一样)是清朝海军派到武昌镇压起义时直接“反正”过来的。

而次长的人事安排,既隐蔽、又公开。说它隐蔽,是因为副职一般人不太注意;说它公开,只要仔细一瞧,就发现一个秘密:在次长中,除了海军次长汤芗铭之外,全部都是年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的青年骨干担任。副职的作用,除了分掉部分一把手的权力之外,还起到监督作用。

尤其是政府成立时,总长基本是有名望的人,选他们是平衡各派势力。但他们许多都不在南京。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均住上海,内务部总长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则在上海洽商借款,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更因在上海主持和议。这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实际权力就掌握在了同盟会人的手中。

许多当选的总长不来上班,其实是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信心。以张謇为例,他是状元,又下海经商,是近代最出名的实业家,既有文化,又有实干经验,他在和孙中山谈完话之后,当天晚上在自己日记中写下了对孙中山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孙文先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不尽了彻)。

第二个印象,孙文先生不是很熟悉外国的政情(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未暇加以融会贯通)。

第三个印象,张謇说,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没听明白孙中山到底说的是什么。

这样的人,能领导民国吗?张状元很是疑问。

在临时政府中,黎元洪和黄兴名望不相上下,把听起来很高的“副总统”给了黎元洪,而由黄兴掌握了军权。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准备让不到30岁的汪精卫出任广东省都督,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19129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

对于宋教仁的职务安排,比较微妙。宋教仁有大才,他要设立内阁制,被许多人视为是要雄心勃勃地当内阁总理、国家的二把手。因为他非常年轻,三十岁左右,许多人看不惯他的锋芒毕露。孙中山不设内阁总理制,提名宋教仁当内务总长,也是实权部门,但参议院却不同意,否决了,结果,宋教仁担任个法制局局长。

而武昌首义之区,除了黎元洪之外,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人连影子都没见到,创建民国的先锋人物“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也没有任何职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三个的职务是:孙武,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张振武,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就在汉阳保卫战失败、黄兴黯然离开汉阳、回到上海时,蒋翊武当时接替黄兴任战时总司令。)

孙武是湖北新军的人物,自然和黎元洪走的近,对黄兴的印象就差了些。孙武满心指望以自己策划和组织起义的功劳,能当上陆军部次长,黄兴既然和孙武不和,自己又是陆军总长,自然不会拉他进入陆军部。

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人因未得到任何职务安排,本来文学社和共进会还遥尊孙中山为总理,这样一下子被泼了一盆冷水,感觉像是遇到了后母,一怒之下返回湖北,逢人便大肆攻击孙中山和黄兴。不久,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又纠合一些立宪派人士和不满临时政府人事安排的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

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时的人事安排,已经埋下了不和、甚至分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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