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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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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136二十一条(9)  

2013-09-06 06:43:05|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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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9

二十一条签订了,不止是当年的民众和社会各界,就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几乎是一个声音的批评与指责,并认为这是袁世凯一生中的重大污点之一,也是他“卖国贼”帽子的最重要证据。在一个泛道德的国度,凡是被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几乎是被踏上了一万只臭脚、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翻身了,甚至连子子孙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就像清朝乾隆年间,秦桧的后人秦大士(号涧泉)考中文武双科状元,在秦桧墓前留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一样的尴尬和无奈。

其实,往事既然已成历史,就要把它当作一种正常的现象来接受它,进而解释它,为的是后来者提供借鉴。这相当于司法断案的案例研究,军事学上的战例研究,医学上的病例研究。否则,你一味地骂他,医生骂病人的病生错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之外,啥也解释不了。

读史之所以明智,就是因为读史是要让人反思,寻找破解之道,以防在日后遇到类似事情而旧事重演。读史决不是让人谩骂和攻击,即使谩骂者和攻击者占据了名义上的道德制高点,可对真实的事件与活生生的现实仍然于事无补。因此,我们暂且收起心灵上的屈辱,认真地反思一下,才是比较客观中肯的态度。

不论你喜不喜欢二十一条,它都走进了历史,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反思和评价袁世凯签定的这份条约呢?既然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以及普通群众的言词都可能是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和一面之词,这里不妨还是罗列并综合一下诸家的评价为妥。否则,捧者一味地捧、骂者一味地骂,总也不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道。

对于二十一条的签定,大致上可以分为下列态度:

当事者捧,当时人骂,革命党攻击,袁世凯本人无奈,日本使袁世凯的执政合法性地位迅速降低,百年以来的人们继续骂,以及历史学家终于开始反思。

第一,当事者捧。

这里主要是把全程参与条约签定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观点说一下,他认为,当时“日本所提之廿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这一点,曹汝霖说的是真话,历史学家唐德刚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今天,如果我们来到天津博物馆,就能亲眼看到袁世凯亲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可以依稀看到当年袁世凯心中的纠结与矛盾,以及周旋于强敌之间的痛苦抉择。有兴趣者可以去查一下,对照一下原约与订后之约的区别。这样,再想骂人的时候。也有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第二,当时人骂。

先从心理学上分析一下当时人骂袁世凯的大致原因。

中国人对小日本儿的感觉,从心里上是酸溜溜的,就像人和狗打架,人却被狗咬了一样,不知是人不如狗,还是人恨狗的心理。几千年来的学生不仅把中国北洋舰队打沉了,如今又欺负到家门口来,这种酸酸的心理再一次膨胀。找个替罪羊,骂了袁世凯,有些无能的人心理上也就找到了巨大安慰。要不然,跟鬼子动武还打不过,那怎么找心理平衡呢?骂呗。

正常说来,两国之间签订条约,只有当事人可知,普通民众是不可能知道的,这种信息垄断代表着当权者的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心理优势,而民众对于知情权的获得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但在民国时期,舆论是自由的,党禁报禁虽不是十分完美地开放,但也超出今人想像之外。所以袁世凯签订条约一事,弄得是人尽皆知。只是没想到的是,那些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们就把这一行为与领导者的无能联系起来。

而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心中一直有一种虚骄之气,有一种不太成熟的观念,即:凡是主战的就是爱国的,凡是主和的就是卖国的。所以李鸿章等人才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即使费半天劲蹭下来了,也还有胶贴的痕迹。慈禧倒是想与列强一决雌雄,结果又如何?把治国当成儿戏,不过是螳臂挡车,以卵击石。

以为喊喊口号就是爱国吗?殊不知,这是虚骄、最廉价而又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谋国之人受骂,看热闹的人被捧,做实际工作的人经常成了出气筒和替罪羊。

而这一行为,恰是官场政治斗争“站队”思维在民间的体现。

经过几千年的无意识浸润,官场和民间社会形成的口号爱国这个逻辑,非常要命。

作家韩寒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典型的中国逻辑是这样看问题的: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只举“问态度、不问事实”这一例。因为,口号爱国正是“问态度、不问事实”逻辑的集体无意识流露。

你要是因某事与领导吵起来了,明明理在你的手里,可是就因为你的“吵”,对方一句“你什么态度?”就轻松地把道德的制高点转换到对方手中,你也就“理屈词穷”。旁边的“好心人”也会因为你“不尊重领导”、“处理问题‘方法’欠妥”而摇头走开。“做事不讲究‘方法’,明明有理、你也变得没理了”。这就是“态度恶劣”的严重后果。

有理、没理,居然是这种转换方式!!

又比如,工作上下班,有的人很快把本职工作做完,然后可以吹吹牛,侃侃大山,或者性格不拘小节者或晚来、或早走;另一种人慢腾腾地工作,工作总也做不完,或早早来办公室,或晚晚离开办公室,还经常加班(这里面既有真心工作的,当然也有假装工作的)。针对这两种现象,领导一看,你看人家第二种人,工作态度多认真,而第一种人,一看态度就不好。结果就是工作“态度”好的得到表扬或者提升。

这就是韩寒说的、典型的“中国人的逻辑”。

正是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人们心中,从不问你总统尽过什么力,只问一句“你到底签没签吧”?只许回答yes or no?答曰“签了”。那签了就得了呗,我骂你、你还委屈是怎么着?有能耐你别签啊?

其实,人啊,就是没有扪心想一想,当实力不济的时候,当羊和狼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你非逼着羊去占便宜,那只能存在于《喜羊羊和灰太狼》的童话和想像中。

你本来就虚弱到一定程度,打不过人家,所以才坐下来谈。谈,还想占便宜,最起码想“平等”,这样才不失天朝上国虚骄的架子。

可是,在那个时候,那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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