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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149帝制的舆论准备  

2013-10-16 06:53:03|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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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的舆论准备

中国人非常重视“名”,也就是《论语》中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以此为滥殇,重“名”之风气延伸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打架之前,先要骂一通,然后再动手,这是为自己争得法理依据。打仗之前,先要找个理由,叫师出有名。在以前,男女恋爱结婚必须要有媒人,这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中国的武术派别非常繁杂,每个拳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名,每个招式还都要弄个名,而且都有文学色彩的名,这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弄得非常热闹。中国在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时,都要有个非常形象的口号。就连普通居家小户人的孩子取名,都要费上半天劲,要不然怎么能形成中国的姓名学。

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改制之大事,怎么能不重名?怎么能不重舆论铺垫呢?

筹安会便是在袁世凯欲改共和为君宪之前,为制造舆论而成立的政治团体。他们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加快了君宪制的步伐,8月授意其亲信杨度出面,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发起组成。823日发表成立宣言,并决定以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其余4人为理事。

筹安会宣言指出:“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从是否为袁世凯称帝做舆论准备,单单从理论上看,这几句的分析,还算是中肯。辛亥革命成立时,确实是仓促之间定的国体,对于共和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不过这里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事,只是简略描述一下这段历史。

筹安会“六君子”这几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杨度,湖南湘潭人,科举考试时的榜眼,民国立宪理论专家,此时忠心追随袁世凯。杨度的才能和梁启超相仿,二人都是文采飞扬,理论深厚。梁启超写篇《少年中国说》,杨度就写《少年湖南说》,里面有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只是梁启超追随共和,杨度推崇君宪。杨度虽然思想复杂,但一生追求救国救民真理,后来在周恩来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毓筠,安徽寿州人,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本是同盟会的会员,二次革命后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倒向袁世凯。

胡瑛,湖南桃源人,宋教仁的同乡,杨度的好朋友。曾参与刺杀清末出洋五大臣,入过同盟会。同孙毓筠一样,也追随了袁世凯。

刘师培,江苏仪征人,与章太炎一起创立过光复会,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等著作。为了袁世凯的君宪制,曾发表《国情论》等文章,为鼓吹君宪开路。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先后加入过光复会和同盟会,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就是推动辛亥革命中上海和南京的光复,在此前后曾五任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在江南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宋教仁案件发生后,李南北调和,后被杨度收罗。

严复,福建侯官人,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名身份送往英国学习海军,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同学。他在英国钻研西方政治学理论,学贯中西,致力于把西洋文化翻译介绍到中国。民国成立后,他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杨度为袁世凯研究君主立宪问题,严复稀里糊涂地被列名进入了这个政体研究会。

另外,还有两个外国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也是坚定支持君宪制的人物。

古德诺,享誉世界的国体、政体问题研究专家,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其成名作是《比较行政法》,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古德诺称誉于全世界。这本书直到今天还在网上热卖。1900年的《政治与行政》是古德诺的另一部代表作。本书被称为美国行政学的第一本专著,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并成为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他在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

有贺长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法学博士、文学博士。先后任日本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宪法及国际法,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专家,在中国清末留学日本热潮中,他是很多中国青年的老师。19133月起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法律顾问,经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任大总统。

筹安会的成立,是舆论工作的组织准备;筹安会六君子,是人才准备;接下来,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们拿出实际研究成果的时候了。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远方的和尚会念经,先介绍洋才子古德诺的主要观点。

第一,不论是君主还是共和政体,都应出于本国历史和习惯,与社会经济状况一致,社会才能安定下来。“盖无论其为君主或为共和,往往非由于人力,其于本国之历史习惯,与夫社会经济之情状,必有其相宜者,而国体乃定。假其不宜,则虽定于一时,而不久必复以其他之相宜之国体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第二,考察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从专制改为共和的历程,纷繁扰攘,打得不可开交。但法国毕竟百年中厉行教育,民智已开,共和之体尚且如此困难。

第三,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君主独裁,国民教育缺失,中国无政治研究的能力,且专制向共和转的过快。“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

这些思想,当然是最符合袁世凯改共和为君宪的心思了。

袁世凯很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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