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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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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266余波未消(四)  

2015-01-07 06:39:27|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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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波未消(四)

过去我们的研究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了,因为在英美主导下的和会,同意把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而由于学生、工人等释放的巨大爱国热情,北洋政府没有签字,因此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当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历史时,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回归理性。因为,激情毕竟不能代替理性,激情的理性也不能代替理性的激情。悲剧刺激后的情绪化反应是人皆有之,但冷静而理智的思考却殊为不易,而当代中国人也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理性,来直面这一段备感屈辱的历史。当下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冷静地进行思考。第一,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失败,今天已经有无数人在重新研究思考,许多人认为,不能简单用成功失败来解释;第二,北洋政府是否在和约上签字,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有多大?

当时学生们及朝野上下这种强烈反应,就连美国人都被中国人的行为弄糊涂了。老美说,我们不断地替你们对小日本儿施压,最后虽然是把德国权益给了日本,但1919628日签字的结果是,日本只保留一份经济权益,所有的政治权益全部归还中国,而且有英、法、美三巨头联合担保,这不是挺好吗?还闹什么呢?小日本早在签订“二十一条”之前就已经占领了山东部分地区,你们想直接全部争回山东,那现实吗?掂量过自己的份量吗?

其实,如果我们暂时把感情因素放在一边,仔细分析一下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再对照一下陆征祥放在比利时的原始档案,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虽然中国属于一战的战胜国,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却很低。不要说近代以来中国屡次战败、割地、赔款,就是这个一战的战胜国,其实也不是凭真正的实力挣来的。从感情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享受到真正的战胜国的权利,但是在事实上,中国派出的是劳工,虽然也达到十几万,但没有军人在战场上为国家争来那份战胜国的荣光,始终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在巴黎和会上给中国两个席位,这就是实力和地位的直接反应。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开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主办方、合办方、主要参会者、撰稿人等,自然有他的一个重要席位。而且越重要的人,越会摆在主席台的中间位置。既不是主办方、合办方,也不是撰稿人,只是会议的后勤服务人员,或者是负责餐饮,或者是负责茶水的,诚然,会议离开他们肯定不叫成功,但他们与真正参会者的地位,能一样吗?

第二,从陆征祥留下来的档案来看,如果不是美国要以华制日,向中国许诺了好处,那么中国最初就根本没想在和会上提出这个山东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提了也没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实力与日本叫板的。

第三,由于中国的精心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突然提出山东问题,打了小日本儿一个措手不及,虽然日本对英法美的把柄握的紧,日本也比较成功地进行了拆招,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和会上取得的成就,比当时中日之间在战场上的较量,要威风得多、风光得多、实惠也不少。

第四,中国当时对和会的认知是“中国外交失败”,这既有人民的感情因素战胜了理智因素的原因,更有政坛上的亲英美派攻击亲日派所制造的口号而造成的。这里面的复杂,远远超出时人的意料之外,更超出今人的意料之外。

第五,以当时虚弱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想和列强平起平坐,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国际地位,那可能吗?那现实吗?你凭什么与人家平起平坐?你比人家军事实力强、经济实力强、文化软实力强、还是人民凝聚力强?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想想吗?也正因为从情感上想和列强平起平坐,所以才一口认定,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第六,当时还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错位问题,那就是,自从近代以来,不知如何形成的习惯和心理,人们居然普遍认为,凡是主战的、强硬的,就是爱国的,凡是主和的、妥协的,就是卖国的。

我们尤其不能简单地认为,“腐败的北洋政府”仅坐在办公室里准备大笔一挥就想卖国,然后学生、工人和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强烈反抗,这才阻止了一场卖国行径。这可不是真正历史研究的态度。

正因为传统史观中对此类问题的判断过于简单、过于情绪化,激情战胜了理性,所以近代许多忠心为国呕心沥血搞外交的人,都被打入了“卖国贼”的行列,比如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李鸿章,又比如小字辈陆征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今天许多历史学者在思考,他们真的卖国了吗?经过巴黎和会与国内激烈的政争,这些在巴黎和会上为国尽心谋利的人,个个心灰意冷。陆征祥远赴瑞士和比利时,终老他乡;曹汝霖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

说句题外话,大概陆征祥等人的心灰意冷,与北洋龙杰王士珍低调处世的心路历程有相通之处。

北洋三杰号称“龙杰”的王士珍,曾出任民国总理,以低调闻名。他为什么要低调处世呢?据他自己说:他年轻时也挺狂,睥睨天下,目无余子,从军时遇到李鸿章,发现李鸿章智慧才干,不知高出他多少,可是却处处碰壁,天天挨骂。这时王士珍才知天下事之难,难就难在你干得越多,挨骂也越多,从此收起狂妄之心,低调淡定过了一生。

当对这一段历史往事要进行一下小结时,还是引用唐启华教授对世人的启发与思考吧,而且唐教授相信,中国人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理性来面对了。

唐教授认为:“北京政府及代表团对于是否签署凡尔赛和约,考虑因素较多,签约、拒签与力争保留三种选择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不宜简单做二分法。至于中国拒签和约的历程,过去的研究仍是迷雾重重,真相不甚明晰。”(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页。)

唐教授还有篇文章叫《超越屈辱视角看真相》,里面的结语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唐教授这样写:

“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用无能、盲目、卖国来评价这段往事。但,事实真的如此?”实际上,中国在巴黎和会颇有成果,“很多人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失败了,两年后华盛顿会议才把山东收回来。但从资料上看,华盛顿会议里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巴黎和会上日本做出的口头承诺。”“巴黎和会是不是失败?最好要长远看,依我看成绩不小,比如中国签了对奥地利的和约,加了国际联盟,后来中国跟德国单独签约,取得了一大笔战争赔偿。”

唐启华教授对此研究时,查到了日本人对巴黎和会的态度,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日本人也认为他们巴黎和会是外交失败!“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不是失败可以考虑,我们可能没有失败。但日本认为他们失败了,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外交成功,他们认为像是在被美国、英国、法国审判,有一种被白种人看不起的味道。后来中国又不签约,美国签了约又不批准,所以日本完全没有外交胜利成功的喜悦,而中国又认为自己外交失败,所以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充满了挫折感,两国的民族主义互相激荡。”

这就像“二十一条”签定时的结果,中国人当然是自己严重受挫,但日本人同样也没占到便宜,这一点是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

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告一段落,但这段历史的思考将会长期进行,许多东西都值得继续深思。这里还有一点题外话作为补充说明,那就是对知识分子与执行者之间思考问题的不同,做一下对比。

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想法,但执行者也有执行者的难处。对此,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曾经深刻指出:

“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这段文字,从以立德、立言、立功著称的曾国藩口中说出来,确实是值得后人认真思考与品味的。

  确实,用一句话形容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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