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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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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切忌急躁。常思坎坷,则无不足,心有奢望,宜思穷困。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愤怒是敌,骄傲害身。责己宽人,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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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285风乍起  

2015-05-27 06:54: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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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乍起

粤桂战争和湘鄂战争,在“后”段祺瑞时代只相当于一场更大战争的“引子”,就像三国开篇,桃园三结义出现之前,先有黄巾起义的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来引出一样。所以,在粤桂战争和湘鄂战争过后,占主要地位的直奉战争终于要出场了。

自古以来,只要想打仗,就不怕没借口。正如努尔哈赤当年对明宣战时喊的“七大恨”那样,今天看来,那“七大恨”无非是些可大可小的鸡毛蒜皮之事,却把努尔哈赤委屈得不行,还要部下跟着一起委屈,这把火就点起来了,而对于建州女真对明朝做过哪些杀人放火的不良事儿却缄口不提。

打架的理由,谁不是挑对自己有利的话说呀?

再者说了,真的要想打架时,还需要理由吗?还怕没有理由吗?

吴佩孚和张作霖到底有哪些过节,让他们二人必须要以武力相向呢?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慢慢梳理一下此中的来龙去脉,看看这“风”是从哪里吹来的。

直奉之战,既有远因,又有近因。

先梳理直奉战争、或者说张作霖与吴佩孚交恶的远因。

论年龄,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吴佩孚是1874年出生,张作霖是1875年出生;论出身,二人家庭都比较贫穷;论学历,吴佩孚是秀才出身,且在保定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身份毕业,而张作霖毕业于“绿林大学”;论“进步的速度”,张作霖要比吴佩孚略快,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时候,吴佩孚只是一名师长,用老张的话说,自己手下师长有好几个呢;论经历,张作霖是从刀尖上滚过来的,吴佩孚是捧着兵书战策、并用理论加实践拼出来的;论心机,张作霖像雪地之狐一样机警狡猾,吴佩孚谋略过人智勇深沉……

最开始,俩人之间有点儿互相瞧不起的意思,张作霖认为吴佩孚是个读书人,满嘴仁义道德,没什么实际本领,或者说与自己闯荡江湖的经验比起来,差得还远;吴佩孚认为张作霖没读几天书,土匪一个,再有本事,你还能折腾到哪里去?

可是,通过几次暗中交手,二人对于对方都有些刮目相看。张作霖与曹锟交往时,经常是多占便宜,戏耍曹锟,其手腕可谓高超;吴佩孚看出了张胡子果然非等闲之辈,便处处维护主子曹锟的利益,提出的问题经常直接戳到张作霖的痛处。直皖战争后,张作霖抢先下手,运走大部分战利品,回过头来还嘻皮笑脸的跟没事儿人一样,让吴佩孚既恨之、又不得不暗自佩服张作霖。张作霖也发现这个吴秀才一肚弯弯绕,一不小心就容易被他绊倒。特别是直皖战争,让张作霖重新认识了吴佩孚,果然厉害。

直皖战争之后,曹锟和张作霖开会分赃,吴佩孚本想插嘴说话,张作霖知道吴的厉害,却故意贬低吴佩孚,声称只和曹三哥说话,不让吴佩孚进言。而且吴佩孚在会议室的隔壁听到张作霖说:“那小子就让他继张敬尧之后,给他个湖南督军得了”。张作霖的意思是吴佩孚既然在战争中立了首功,那就给个官,打发到湖南去。

如果说直皖没闹翻前,吴佩孚还真想就任湖南督军的话,但现在他发现,自己不能离开。因为张作霖明摆着是要把自己和曹锟隔开,然后张胡子就少了一个劲敌,老实的曹锟会被张作霖给耍得晕头转向,不出两年,张作霖就能把势力遍布北方,曹锟根本不是张作霖的对手。

所以,吴佩孚又一次发现,张作霖根本不是表面上那么目空四海、骄傲狂妄的赳赳武夫,其心思之机敏、手腕之灵活、眼光之独到,都远远超出其他人,来日必是一个劲敌。

只有真正的对手才会明白对手的厉害。

吴佩孚和张作霖,虽然分属于不同阵线,但这两个聪明人还真有三国演义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既相惜、又相忌的感觉。

能有一个真正的劲敌与自己较量,在人生中未尝不是幸事。所以二人都在积攒着力量,准备把对方击倒。吴佩孚低头在洛阳练兵的同时,时刻不忘张胡子对于中原的觊觎;张作霖也知道,要想入主中原,必须把这个吴秀才打趴下。

以上把张作霖、吴佩孚二人暗中结下疙瘩的过程梳理一遍,算是总结直奉战争的“远因”。

下面再谈直奉战争的“近因”。

直奉战争爆发的近因也比较复杂,它主要由前后相连的三件事引起:靳云鹏内阁倒台,张作霖支持梁士诒组阁,直系拱倒梁士诒内阁。

前文讲过,靳云鹏第一次组阁时,处处受段祺瑞的气;第二次组阁时,夹在直系和奉系中间两头受气。这位靳总理不甘心这样下去,想突破这个困境,于是,一方面与地方实力派王占元等勾连,妄图形成第三股势力与直奉相抗衡,另一方面要控制财政经济大权,力图打破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长期把持财政、金融、交通等部门的局面除去内阁中的交通系成员——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换成自己的亲信担任。

在天津会议上,靳云鹏、王占元、曹锟、张作霖这四巨头碰面,靳云鹏提出要改组内阁,以利于更好地为直奉“服务”。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总理无权罢免各部总长的职务,这就让靳云鹏陷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而且,我们都知道,人事问题非常复杂,每一个人能走到前台,绝不是他自己孤军奋战的结果,而是有着一股或几股势力的支持。所以,想要捍动台上的人,其实是要与他背后更庞大的集团势力作战。

周自齐和叶恭绰就是如此。没有强大势力的支持,他们俩绝不会占着那么好的职位。

周自齐和叶恭绰,隶属于旧交通系,其总舵主是当年袁世凯时代的“二总统”、“财神爷”梁士诒。除此之外,周自齐和叶恭绰还得到了奉系张作霖的力挺。

比如,叶恭绰入阁担任交通总长,本身就是张作霖推荐上来的。张作霖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掌握了京奉铁路的实权,捞取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每月都可从京奉铁路的收入中提取大笔款项作为军费。

天津会议前,叶恭绰与张作霖达成秘密协定,奉张继续支持叶恭绰留任,叶恭绰会让旧交通系筹措另一大笔经费拨给张作霖。但是,天津会议上,靳云鹏为了让大家围着自己转,借着与曹锐的口角之争而发彪,声称“谁再干这倒霉总理,谁就王八蛋”,又躲到了天津,拉开了坚决辞职的架势。

鉴于靳云鹏与各方面的密切关系,直奉双方赶紧回来安抚靳云鹏,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请他不要辞职。经过协商与考虑,大家决定让叶恭绰辞职,推选张志潭为其继任者。

可是叶恭绰不肯乖乖就范,他再次跑到曹锟和张作霖面前,痛哭陈词,游说诉苦,把两巨头说动心了,准备再和靳云鹏商量此事。

靳云鹏的“倔”劲也上来了,无论如何,我非要把你叶恭绰赶走不可,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同归于尽”的致命打法,因财政问题解决不好,令全体阁员集体辞职,然后再重新组阁,由徐世昌总统重新任命阁员。这样大费周折之后,终于把他最讨厌的周自齐和叶恭绰挤掉了。

1921514,靳云鹏第三次组阁。

第三次组阁的靳云鹏,任命张志潭为交通总长,李士伟为财政总长(李士伟不愿就任财长,所以财长一职长期由财政次长潘复代理),张志潭是靳云鹏自己的人,李士伟却亲近直系。奉系的刘耀珊担任内务总长。这样,从总体上看,各方面利益似乎得到了兼顾与平衡。

然而,天下事就是这么奇妙,有时看似成功了,却是失败的开始;有时看似失败了,却是成功的先兆。靳云鹏为了布自己的局,用尽手段,挤走旧交通系的人马,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却损害了奉系张作霖的利益,更深深得罪了财大气粗的旧交通系。

北洋时期财政总长一职,可不是后世那样风光无限,而是一个最没人愿干的苦差使。财政总长就是个借钱总长,逢人装笑脸,见人就低头,东拆西借,南求北补,个中滋味,真可以说是“大伯哥背弟媳――挨累不讨好”啊。

可是,也不知靳云鹏是怎么想的,都两次组阁的人了,难道看不清财政总长一职是最难干的?非要换上自己的,挤走旧交通系,这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凭心而论,不管怎么说,以梁士诒为代表的旧交通系的人,理财能力是一流的,借钱能力也是一流的,别人弄不来的钱,他们能顺利弄到,连袁世凯都离不开梁士诒,你靳云鹏还偏偏不信这个邪?

结果可倒好,靳云鹏任命李士伟为财政总长,李士伟却根本不想干,不是躲藏,就是装病,所以才一直由财政次长代理。

靳云鹏的自己人本来就干不了财政总长一职,而他惹恼了的旧交通系又趁机从中作梗,靳云鹏第三次辛辛苦苦组成的内阁很快就出现了危机,走向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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