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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344访日之旅(一)  

2016-01-04 06:27:56|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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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之旅(一)

1030,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1113,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起程,开始了北上的漫长旅途。

之所以说这一旅途比较漫长,因为如果从1113日离穗起算,到124日抵达天津,算是走了21天;如果按照抵达北京的日期1231日来计算的话,那就整整走了48天。

14日,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达香港。在这里转乘日本邮船春阳丸。

16日,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在上海这里,孙先生做了短暂的停留,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解决时局的主张。希望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以对付军阀,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对付帝国主义。

孙先生的这一宣言,与北方三巨头发出的声音完全不同。这还不算,就在北方等着他到来的时候,孙中山又要在上海这里转道日本。

22日,孙中山离沪赴日之前,应记者要求,发表演说,再度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孙中山也申明:“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23日,抵达日本长崎,受到热烈欢迎,各界慕名造访者络绎不绝,孙中山又多次发表演说。孙先生说:“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中国当然有办法,不必借外债。中国经此次大变以后,处理国事当全由国民全体讲话。……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对内是打破军阀,对外要打破列强的干涉,完全由中国国民作主。……第一步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的去解决国事。”孙先生还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俄国相同。俄国革命的目的也是和中国相同。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所以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是一家。……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可惜日本人维新之后得到了强盛,反忘却了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日感情日趋疏远。近来俄国革命成功,还不忘中国革命之失败,所以中国国民同俄国国民,因革命之奋斗,日加亲善。”(引文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742075页)

30日,孙中山一行离开神户,乘北岭丸前往天津。

124,抵达天津大沽口,开始为解决国是而奔走呼吁。

由于中山北上之行颇为劳顿,加上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很快孙先生就感冒大作,肝痛不止。

在当时,医学界对于癌症并不留意,只当作普通的感冒来治疗。谁也不知道,孙先生此时已经进入了他人生的倒计时阶段。

在梳理段祺瑞执政府的政策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孙中山北上途中的宣言,以及他去日本的深层次原因。

在直系强大的时候,孙、段、张三方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结成了同盟。但是,这三方的理念却完全不同,孙中山高调宣称“以俄为师”,张作霖和段祺瑞这种传统军人,亲眼目睹并经历沙俄在中国北方领土、尤其是东北和外蒙问题上的种种行为,对俄罗斯人有一种军人本能的敌视。所以说这个反直三角同盟只能说是松散的伙伴关系,是基于利益的现实考量而走到了一起。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条道上跑的车。

段祺瑞要开会解决善后问题,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就对新闻媒体宣称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必须召开国民大会、由全体国民自决。双方各唱各的调,在政见之路上渐行渐远,几巨头在没有碰面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

在传统史观中,人们不假思索地就把这几件事给定“性”了:段祺瑞是在卖国,孙中山是在爱国。

实际上,这么理解历史是轻率的、肤浅的、不负责任的。

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感情偏见,纯从谋略和技术操作手段来理解政治的话,那么,我们借助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侧面理解,可能会更清晰些。三国演义中在讨论去不去占领四川刘璋的地盘时,刘备对自己一直以来采取的战略策略作了一番解释,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刘备是要给别人树立一个与曹操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所以才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是双方当事人不同的地方。

如果说政治中双方当事人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对权力的角逐。政治是功利世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政客,他说什么、做什么,表象可能不同,但实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在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权力进行角逐。

这就像美国的两党制,他们在竞选时是唱反调的,但其目标指向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权力和金钱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处在权力中心的人,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分享权力的。而被权力边缘化的人想要上位的话,是要给选民作出更多美妙的许诺的。至于能否兑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捞到了权力。

从政治的纯操作层面理解了这一重,我们再来看段祺瑞与孙中山之争,可能会更冷静些。双方对话语权的争夺,其实也是对权力的另一种争夺。

理解到这一重的时候,我们再回看一下孙中山于1030日在大元帅府召开会议时,针对时局问题提出的主张:

第一,由袁世凯称帝后至曹锟执政时止,中央所发布之一切全集,均归无效,由孙中山暂任临时总统,段祺瑞代总理;

第二,暂采委员制,设委员七人,而以孙中山为委员长;

第三,暂组摄政内阁,由段祺瑞主持组阁;

第四,召集国民大会,议定宪法,并选出正式总统。

以上四条,决定由孙中山北上后商讨国事时提出,择一而行。(《晨报》19241120日)

以一部《文武北洋》成名的李洁先生于20111129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无以善后:段祺瑞与孙文的嫌隙》。这里面的分析比较中肯: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定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

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务实的段氏倡导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以人民团体决定国家事务的倡议无法操作,属渺远的政治理想。在外交方面,段氏的“外崇国信”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新政府得到列国承认的起码条件;孙氏的立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则是国力渐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的终极目标。

“两会”之争,实是传统势力与革命党对重建国家的权力之争。

李洁先生在《文武北洋》中曾这样写道: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默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过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李洁:《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应该说,李洁先生的思考,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和疑惑,尤其是传统史学简单地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脸谱化地定性为爱国与卖国的分析模式,正面人物与外国人联络,那叫革命所需,反面人物与外国人交往,那叫“阶级本性”,你不觉得我们的思考模式很有些幼稚吗?

史学家们用这样公式化的分析模式,真能把人们说得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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