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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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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408路权之缘起  

2016-11-27 07:25:48|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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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之缘起

宋初的赵普给宋太宗的折子中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

也不知蒋介石是不是读过《宋史》,反正他对于“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是熟谙在心,身体力行,融进了他的血液和骨子。然后,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对对象,就当真理来运用,那就属于食古不化了。

从蒋介石对待济南惨案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策略,巧则巧矣,然血性尽失,人心离散,民族精神遭受大挫。

言归正传。

蒋介石绕开了济南,避开了日本,继续北上,以尽早实现他的统一大业,其他三路人马也步步紧逼,奉军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即将陷入全线崩溃的困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于59日发出了“息兵议和”的“佳”电,准备全师撤回东北了。

关于张作霖在这个时候宣布息兵议和,有几个方面可能的原因。

第一,在华北和中原战场,张作霖是真抵抗不住大家的围攻了,必须撤回东北养精蓄锐,伺机再卷土重来;

第二,有一种说法,张作霖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这个理由是后人猜测的,但以张作霖对日本人的了解,除非张作霖真想卖国。但如果张作霖真想卖国的话,也不至于扭捏地等到现在,早就可以卖,还可以大肆向近邻老毛子卖,论斤称都行,买家有的是,何必舍近求远呢?

第三,张氏父子不想因为国内打得一塌糊涂,而让外人从中捡了大便宜。这个说法虽然是从善意角度来推测,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张学良是比较有血性的,看到国内战乱不止,早就劝父亲不要再这样打下去了。“据张学良将军近年告诉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郑州班师时,便决定力谏老帅,停止内战。盖连年杀伐,他耳濡目染,觉得内争太无意义而老百姓受祸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郑州登车返京时在车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帅细询之下,竟与之相对流涕。张学良那时不过二十七岁,还是个血性青年。这位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自觉不能再做个祸国殃民的青年军阀。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谏老父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至于后来的涿州之围,也实在是晋闽投机所惹出来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结果。”(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57页。)

而张作霖于192859日发出“息兵议和”的通电后,张学良紧跟着连发几道通电,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

诚然,有人说,我们不能听信历史当事人一面之词,谁都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但我们今天可以从史料中,从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行事中,从张大帅被炸后张学良杀杨、常,力排众议,东北易帜,而不再割据一方的种种行为中判断,张学良的话可信度是很高的。

日本人在济南想讹蒋介石,蒋介石溜出了济南。这时,日本人又想来北京讹张作霖了。其伎俩无非是:谁出让给我利益,我就支持谁。

就在张作霖进退两难的时候,日本人出现了。

也就是在此时,离张作霖被炸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张作霖与日本之间关于“新五路协约”的谈判事。有的说,这是张作霖卖国的铁证,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卖国,也是最大的一笔买卖。也有的说,这是张作霖生前最后一次与小日本儿斗智斗勇。

那么这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日本人下狠手炸了张作霖?又是什么事情让后人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让我们一边翻开档案,一边仔细分析,看一下这里面问题的奥妙所在。

既然批评张作霖者,主要是从张作霖出卖东北铁路的路权谈起,那我们也不妨从东北路权谈起。

不管是沙俄还是日本,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基础,都是从修铁路开始对东北进行政治和经济控制的。

关于沙俄在中国修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全长约2400公里),我们前面介绍过,这里不再缀述。

1904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但日本也无力再战。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19059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

条约中,对于中国东北问题是这样规定的:

将俄国从中国攫取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公产均转让给日本;俄罗斯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南满铁路)。俄罗斯宣布取消在东北的一切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权益。

紧接着,日本又逼近清政府与之签订《日清关于东三省条约》,其侵略势力正式“合法”地进入了东北。

19068月,日本政府在旅顺设置关东都督府,把这里当成他海外的一个“州”――关东州,关东军即脱胎于此。同时还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

满铁的宗旨是:“首先打通日本本土通向中国东北的通道,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尽快地构建南满的西部边缘地区和南部边缘地区的铁路网,从而把半个东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铁路,不仅可以掠夺东北的经济资源,更可以用来运兵,迅速地控制交通要道,以实现更大的野心。

因此,日本高度重视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建设和抢夺铁路修筑权。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为了打开外交局面,1913年秋天派孙宝琦、李盛铎前往日本,日本乘机提出“满蒙五路”的要求。为了获得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袁世凯政府同意了。日袁双方缔结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因此,日本对以下五路有建筑权和借款优先权:

1、开海路:辽宁开原经西丰至海龙(今吉林梅河口市海龙镇);

2、四洮路:吉林四平经郑家屯到洮南;

3、长洮路:长春经怀德至洮南;

4、吉海线:吉林经双阳、磐石、朝阳镇到海龙;

5、洮热线:洮南经赤峰到承德。

后人毫不犹豫地指出,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为。在“全国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之下,北洋政府也不敢履行协定了,只与日本秘密订立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1917年,四平到郑家屯(90多公里)铁路通车。

在这里要说句题外话,我们没有为坏人辩护的想法和意图,但是,理性地说一句,我们却不能不加分析地给别人扣上坏人的帽子。如果抛开各种人为附加的色彩,那么,一个主权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经济交流、乃至修筑铁路,是不是统称为“卖国”呢?各国之间难道不是“互”利吗?难道只能是我们从小本本那里得利、而小本本却没有机会从我们这里得利、这样才不叫卖国?

看来,要么闭关锁国,要么光赚不赔,这样才不会卖国呢。

我们总不能不负责任地做出“凡是旧政府的作为都是卖国的,凡是人民的作为就是聪明的”之历史公式的结论吧?“两个凡是”可不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

把复杂的历史和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用简单的历史公式来分析,我们何以对历史负责呢?

袁世凯逝后,段祺瑞掌握实权,同样为了获取日本的支持,度过经济和政治难关,19189月,外交部长孙宝琦与日本公使山座圆次郎再度谈判,把五路改为四路,路线也有所变更:

1、开吉线:开原、海龙、吉林间。这是把开海线、吉海线合并起来了,实际并没有减少;

2、长洮线:长春到洮南;

3、洮热线:洮南到热河;

4、洮热线的一地点到海港(指葫芦岛)。

由于当时中国战乱频繁,加上北洋群豪与小日本泡蘑菇式地打太极,这些计划实际上基本都没有实施,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满蒙铁路悬案”。

因此,日本把目光瞄准了正在崛起的张作霖,希望通过对张作霖大力扶植,然后获得日本的修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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