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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391张作霖的反苏情结  

2016-11-05 22:04:14|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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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反苏情结

蒋介石打败了吴佩孚,张作霖趁火打劫又赶走了吴佩孚,人们刚想喘口气的时候,未曾想到,时光进入了19274月。

19274月,有啥特别的吗?

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烈的岁月。

412日和428日,两个本来极为普通的日子,却发生了极为血腥的重大事件。一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举起屠刀,一个是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我们慢慢道来。

先从北方张作霖说起。

沙俄和日本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草根”张作霖,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残酷的环境里,他对沙俄和日本人的理解,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深、更透、更清、更彻底、更现实。

当有些人接受西方教育,有些人在十里洋场混迹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张作霖却从日本、从沙俄,乃至从社会、从绿林中读了怎样的一部大“书”。

不管谁说的怎么好听,不管他是什么国体政体,在张作霖眼中看来,没啥区别。不管是大鼻子,还是小鼻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在中国攫取更大利益,对中国的威胁一样是巨大的。

尤其是沙俄、或者苏联,已经派军队强行占领了外蒙古,现在又用巨额的卢布武装起了冯玉祥和蒋介石。张作霖非常清楚,打仗是需要钱的,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把冯玉祥和蒋介石加一起再乘以二,也不是他的对手,不管是武力还是经济实力,东北本来都有绝对的优势。

因此,反蒋、反冯事小,反对他们后台的老板,反赤化,才是张作霖心中的首要任务。

传统史观和一些学者认为,张作霖在北方逮捕gong chan dang人,蒋介石在南方tu sha gong chan dang人,是张蒋二人取得共识,一致行动的结果。

这个说法只看到了表象,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且也不合情理。

在张作霖眼里,他根本不可能分辨国共两党有何区别,更不会与其中一个“联手”去杀另一个。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的新军阀和张作霖的老军阀在反gong方面都是一丘之貉,就主观地认为他们两个“联手”反gong了。

要想看清这个问题,就要把事件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那就是苏联。绕过苏联而单纯地谈张作霖杀害gong chan dang人,那就会把最主要的矛盾忽略掉了。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点明一下。

第一,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冯玉祥五原誓师的时候,作为财力和dan yao的提供者苏联方面,必定在积极准备着tui fan张作霖的一些事宜。当时苏联支持下的国共两党,在北方也必然为tui fan张作霖做着一定程度的地下工作。

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是受到列强的一致敌视的。

第三,张作霖从骨子里就仇俄、仇苏的。这一点,在中国生活25年的《密靳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也直接说道:“苏联人发现,反苏态度最坚决、最激烈的不是别人,乃是跟蒋介石将军不合作的奉军统帅、满洲的du cai zhe张作霖。”([]鲍威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第四,不管怎么说,当时多数列强仍然是承认北京政府的。

第五,张作霖以新主人的身份进入北京后,反苏、获得列强承认,这是必然要做的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恰好又可以统一成一件事,就是通过反苏,获得列强对自己的亲近和更加认可。

可以说,把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事件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就清晰得多。

同时声明,这里绝无为张作霖杀人辩护的想法,只是为了让人们看清事件是如何发展成那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李大钊被害的经过。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生于188910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8月到1924年初,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6年发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三一八惨案”,当时的人群中就有李大钊。

遭到通辑的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关闭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转入了东交民巷里的苏联旧兵营中继续工作。李大钊就在这里。

1926年“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初,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相当阵容的联合阵线――国民党联席会议,又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团体。

在这个北京党部的委员11人中,共产党员有5人,国民党6人。其下发展的共产党员由1926年的300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国民党员由2200人发展到4300人。

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打倒张作霖,苏联也立意要tui fan张作霖,张作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

尤其是张作霖在自己所能控制的东北、华北、京津地区,他清楚地知道接连发生的反对奉军的qun zhong事件,都是革命党人鼓动起来的。这些革命党人躲在苏联大使馆里从事秘密活动,这也是老张完全知道的事。苏联人为了拱掉自己,肯定也没闲着。

经过一番思考与心理斗争,张作霖决定直接对苏联大使馆下手,给苏联人来个“人赃并获”。

对大使馆下手,可不是小事儿。张作霖再粗鲁,他也不会不知道此中的利害关系。为了获得支持,张作霖拜访了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直接说了自己的想法,并请列强放心,此举就是针对苏联的,与其他友邦无关。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张作霖紧锣密鼓的暗中筹划之事,还是有人知道了。

知道这件事儿的人,还与李大钊有直接的密切关系,一个是杨度,一个是章士钊。

没错,杨度,就是那个年轻时追随袁世凯搞君宪、想当帝王师的湖南才子杨度。

袁世凯去世后,杨度流落江湖。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后,杨度伤心已极,“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他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

然而,学佛只是其表,以出世之态,掩入世之心,寻救世之理,才是杨度这样思想自由奔放的“国士”之真姿。正如杨度书房里悬挂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德,便医众疾。”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杨度在《新青年》上读到了李大钊的许多文章,其中的观点引发了杨度的许多思考,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产生了敬慕之情。

1922年,杨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襄助孙中山。

此时正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之后,孙中山在考虑联俄、联共大计。

八、九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1922年秋,杨度在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经过一番长谈,杨度终于说了“我决定跟你走”,并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杨度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中的关系,多了解些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6年,杨度受山东省长、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聘请,担任张宗昌的总参议。你别看张宗昌是大老粗,但他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也正是在杨度的倡议下,张宗昌做了他一生中唯一一件还让后人能记起的善事――重刻《十三经》。据说宗昌本《十三经》是截止当时历史上印刷和装祯最好的版本。

192744日,也就是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事件的前两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源饭店参加同乡、好友熊希龄女儿的婚宴。

在婚宴上,杨度遇到了当过外交总长的汪大燮,最近有啥新闻哪?跟我说说,让我们也开开眼。

汪大燮模棱两可地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其神情颇有些自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卖关子,肚里肯定有别人不知道的大新闻。

杨度问道:此话怎讲?

汪大燮低声对杨度悄悄咬耳朵: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汪大燮又重重叮嘱:此事务必保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杨度大惊失色,闲聊了一会儿后,借故离席,赶紧去报信。

因为杨度非常清楚地知道,京城里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已经躲在苏联使馆很长时间了。

杨度自己前往国民党北京市负责人那里报信(此时国共合作,两党都为打倒军阀而奋斗,是朋友),一面派大儿子去章士钊家报信――章士钊与李大钊的关系更加亲近,因为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是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义女。

吴弱男匆匆来到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联使馆,通知李大钊等人赶紧化妆离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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