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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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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切忌急躁。常思坎坷,则无不足,心有奢望,宜思穷困。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愤怒是敌,骄傲害身。责己宽人,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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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394财政来源  

2016-11-09 06:44:09|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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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来源

读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联俄是孙中山既定的三大政策,而国民革命军北伐也是在苏联支持下进行的,那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反苏、反gong呢?

我们翻开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以及其日记,说的是蒋介石1923年去苏联考察时,就发现了苏联的意图,《苏俄在中国》一书里是这样说的:“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这个说法呢,不能算错,但要说这就是理由,又不能算对。为什么这样说呢?

略微有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俄罗斯民族崛起之后,中国北方的这个邻居就给中国都带来过无数麻烦,领土一项就从中国割让了144万平方公里,还有北方非常重要的出海口海参崴。

比如张作霖就从心里上敌视老毛子。说蒋介石认为苏联比西方殖民者更危险,这个因素是存在的。

然而,把一些问题从“国家”、“民族”、“大义”等因素从理论上分析,是完全成立的,但真正决定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许多时候,那些说不出来、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可能恰恰才是主因。比如,谁说了算的问题,谁是NO.1的问题,个性问题,个人喜好问题等,这些才是影响我们选择的真家伙。

因此,分析政治问题时,我们不要忘了,政治上的核心问题是政权和权力的问题,离开这一点去谈其他是不靠谱的。对于还没有“jun临天下”的蒋介石来说,取得最高quan li才是他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苏联人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但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苏联人又支持了国民党,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的。

在中国共产党还没崛起的情况下,当时的苏联人也只能支持国民党,因为皖、直、奉三军阀中,段祺瑞与日本走的近,吴佩孚就是不与苏联人合作,张作霖根本就不信苏联,且其hou tai也是日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开始分裂。

苏联人发现,蒋介石这个人像石头一样顽固,不好摆弄,迟早有一天会把苏联人踹开,去投靠新zhu zi。在这个时候,苏联就开始有意抑制蒋介石、抬高汪精卫了。

蒋介石是个精明的人,他知道苏联人有求于他,自然是出兵与军阀作战,当然这也叫“利用”他,只不过是被利用者的价值很高而已;既然苏联有求于他,那么他若做些稍微出格的事,苏联人也必然不愿意因小失大,维持着双方的合作。这一点,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dang务案等几件事就试探得清清楚楚,摸清了底数。

因此,蒋介石就借这个机会,不断壮大自己,jiandang内外dui shou

随着北伐顺利进军,蒋介石的羽翼逐渐丰满,他对苏联人、尤其是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再恭恭敬敬,而是处处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些,苏联人自然都看在眼里。

1926年下半年发生的迁都之争,蒋介石选择了武昌,鲍罗廷选择了支持武汉,也希望能够用党政权威来制约蒋介石势力的扩大。

随后,鲍罗廷提议在武汉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既要让悟空在取经路上发挥能量,又要给他套上紧箍咒,这样才是最稳妥的。

双方因迁都问题发生的争执甚是激烈,鲍罗廷批评蒋介石是zhuan zhi。蒋介石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以至于在日记中说是“蒙羞”,甚至还要“自杀”。

“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112 日)

“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1 13 日)

我们看起来没啥大不了的呀,为啥蒋介石反应这么激烈呢?

孰不知,这可是关系到谁说了算的大问题。

蒋介石的性格,岂肯仰人鼻息?岂肯甘居人下?

痛苦之中的蒋介石找来自己的智囊团商量,可是支持他的人太少。戴季陶、谭延闿等人始终不同意与苏联闹僵。

最终,蒋介石同意迁都武汉,平息了迁都之争。

然而,鲍罗廷和武汉方面低估了蒋介石这位“赌徒”的反抗力,这就有了1927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在蒋介石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就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和组织部长职务,并免去蒋介石的军人部长一职。

鲍罗廷以为,这样能逼蒋介石就范,在他看来,只要苏联说个不字,没有财政来源,没有军事支持,蒋介石的zheng zhi生涯立刻完蛋。

然而让鲍罗廷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就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是乖乖地任苏联人和汪精卫摆弄自己?还是拼了性命搏上一下?

从蒋介石的个性来看,自然会选择后者。他要做司马懿和司马昭,而不会做“驽马恋栈豆”、“不起兵,请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的曹爽。

蒋介石要甩开苏联,谁来为自己提供财源呢?

其实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在国际上,他选择了英美和日本;在国内,他选择了自己的浙江同乡――宁波帮。

这一点,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27120日到25日,蒋介石和xin fu在庐山mi mou时就已经确定了的:

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dang”政策,以安定人心;

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

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

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底定东南,联系绅商,主要就是联系江浙一带的钱袋子――宁波帮。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宁波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对上海、天津、武汉的崛起(以及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浙江人正为自己家乡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赫赫有名的北伐军总司令自豪着呢,所以拼命反对孙传芳,迎接蒋介石。

宁波帮与蒋介石的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二者又有一个共同憎恨的“敌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底层民众中有深厚的根基,这让蒋介石大惊失色。共产党还站在反蒋的行列中,这让蒋介石恨之入骨。

而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又让金融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让穷棒子得势了,哪里还有大地主、金融资本家的好。

第三次工人 wu zhuang qi yi,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jiu cha占领了大上海。

金融资本家希望借蒋介石的qiang  zhen ya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底层群众,蒋介石希望借金融资本家的钱来让自己jia mian

二者一拍即合。

这就有了蒋介石的疯狂反gong,用共产党人的xue向金融资本家交上了“投名状”,又用共产党人的xue染红了自己的顶子。

如果我们明白“货币战争”的精髓,就会明白蒋介石与金融资本家联手的奥秘。

其实,政治上的事,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相互利用而已。

192745日,蒋介石的fantu sha已经迫在眉睫,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蒋介石和苏联的决裂是迟早的事,你不踹他,他也踹你,大家心知肚明,只不过蒋介石下手更快了一点儿。

蒋介石举起tu dao,反苏反gong,这让苏联非常尴尬,因为前不久,斯大林还给蒋介石一张签名照,以示双方的友好和亲密。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蒋介石抛弃苏联,要向日本寻求支持并不难,他自己就是在日本留学的,跟随孙先生闹革命的时候又结识了日本黑龙会的人。日本人更是巴不得与中国实权人物交往呢。

蒋介石要与英美联系也不难,更何况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宋家,尤其是宋美龄。

自从1922年与宋美龄在上海初次见面,蒋介石立刻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和猛烈的进攻。但由于蒋介石名声不好,在上海滩青帮混过,是个军人,还结过好几次婚,又不信仰基督教,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交往。蒋介石年轻时虽然长的也算一表人才,但他那张脸很冷酷,总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何况他的头发本来就不多,还都长嘴巴上去了。这谁能喜欢呀?

但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诱惑太大了。美貌和才能是一方面,蒋介石看重的是宋的家世,以及家世背后所能带来的东西。

如果那样的话,蒋介石与孙中山、晋商代表孔祥熙等人的关系就更近了,这是极为有利的。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从1922年起与宋美龄相识后就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马拉松式追求。

如果自己在宁波帮的支持下自立门户,当上与张作霖并立的南霸天,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以一把手之尊求婚,抱得美人归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此时,让蒋介石铁心反苏反gong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桂系人马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相助,以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根本就不可能打出这片江山,也就不敢轻易反gong了。

广西和广东,本来是老桂系陆荣廷的地盘,孙中山和陈炯明后来统一了广东,但1922年陈炯明和孙中山闹翻,两广大乱的时候,新桂系出现了广西三杰: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

这三杰比较有特点,个个才干过人又野心勃勃,但是这三个人和衷共济、至死不渝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

都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这个规律在广西三杰身上根本没发挥作用。

1925年,在广东还没完成统一的时候,广西就被这三杰削平,实现了广西全境的统一。

而且,李、白、黄 这三人不仅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互相忍让,还颇识大体,统一广西后,又率部接受了国民党的领导,参加北伐,救国救民。

前面提到了,蒋介石这个人军事指挥才能一般,尤其是他亲自上阵指挥的战役,基本上都是败得一塌糊涂的。没有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的军事指挥,那蒋介石不一定打得过吴佩孚和孙传芳,孙传芳简直是逢蒋必胜。

可是,天生万物,既有相生,又有相克。就像毛宗岗批注《三国演义》时说的:“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济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难之。夫既生备,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维,又何生艾哉?”

蒋介石、白崇禧、孙传芳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相克相难的关系。

蒋介石怎么也打不过孙传芳,李宗仁、白崇禧怎么也玩不过蒋介石,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白崇禧就能收拾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的孙传芳。

历史学家唐德刚这样写道:

两广统一不久,国民革命军便“北伐”了。北伐之成为事实,可能是不像李宗仁亲自告我――那完成是他一手促成的。促成的可能还有更多其他因素,但是有个不争之论便是,没有桂系的全力支持,北伐是不可能发动的。

等到民国十六年(1927)的“清党” 和“宁汉分立”,那桂系的作用就更大了。在十七年春季,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和一、七两军之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对蒋总司令都一致杯葛boycott的汉语音译),未受中共渗透的七军是拥蒋的唯一支柱。李宗仁说:“那时总司令对我们(李、白)真是言听计从……”的确如此,那时如没有七军对总司令忠贞不贰,一部民国史,今天是绝对地不一样了。那是任何公正的史家所坚信不疑的。

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对“北伐”和“清党”确是个关键因素啊。没有他,历史就得重写了,可能连孙传芳也都打回京沪了。

(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蒋介石赌赢了。

19274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推举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政权和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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