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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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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切忌急躁。常思坎坷,则无不足,心有奢望,宜思穷困。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愤怒是敌,骄傲害身。责己宽人,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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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洋觉梦录--380一切皆有可能  

2016-10-19 05:58:52|  分类: 北洋觉梦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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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有可能

北洋史,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再往后发展,就一里一徘徊了。初期还有新朝风光,后来则越发险绝,直至不可救药。

张作霖、吴佩孚、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冯玉祥、孙传芳等人这通混战,人民对此已经深恶痛绝了。

这到底是民国还是战国呀?

军阀的混战,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虽没达到曹操形容东汉末年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但也使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十室九空。

天下大乱之时,人心思治,开始期盼着革命力量的崛起,期盼着国家的统一,期盼着人民能过几天安稳日子。就像春秋战国要归于秦,三国要归于晋,南北朝要归于隋,五代十国要归于宋一样,分久必合,乃天下大势之必然。

而苏联模式的示范作用,终于让苦难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要想建立一个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受苦大众的自己的政权,必须走苏联式的革命道路。否则,可能永远在军阀混战的圈圈中走不出来了。

其实,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外部力量的真实用意。

但为了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不借助外力,却又永远陷在泥潭,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依靠苏联的援助,实现中国的独立,崛起,可能是陷入泥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最现实的选择。

人世问题,不能单纯地从对与错的角度来评价,只有格局和境界之分。

政客是为自己私利而考虑,政治家却是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高度来思考问题。

正如《呻吟语》中所说:“公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若自朝堂以至闾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宁,政清讼息;只一个私字,扰攘得不成世界。”

民心所向的时候,国内有三股力量开始研究苏联模式,一是国民党,二是共产党,三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到底谁真正代表人民呢?此时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要由人民说了算。

冯玉祥的国民军,代表人民吗?至少,在五原誓师之前,冯玉祥可能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黎世红在《苏联与中国国民军》一书中写道:“苏联支持国民军,也是为配合南方政府,共同完成中国革命任务,但冯玉样并非坚定的革命者,华北有着不同于南方的特殊性。孙中山是在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陷入绝境之后,接受苏联的支持。冯玉祥也是在处境困难之际向苏联请求援助,但他向苏联求援,并非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因为他尚未走上革命道路。这是国民军一开始与苏联建立联系,就与南方的不同之处。冯玉祥向苏联求援,接纳苏联顾问到军中工作,派人或亲自赴苏联访问,都是为了军火援助。另一方面,冯玉祥迟迟不肯接受三民主义,对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持保守态度,并避免‘赤化’之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原誓师以前。”(黎世红:《苏联与中国国民军》,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国与共,两兄弟联手北伐。

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蒋介石飘飘然了,他以为人民是拥护他的,不过,很快他就知道,那鲜花、掌声和欢呼,不是给他的。

那么,谁才代表中国的希望呢?

孟子说过,天下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上天有好生之德,谁让老百姓生存,谁就能统一。

像民间传说中,罗隐、方腊、方国珍等,“原有做真命天子之份,可是民间对他们的嗜杀人失望了”。

代表中国希望和未来的那股力量,此时还小得很,还是星星之火,很少有人注意到。

此时人们目光关注比较多的,是国内第一大党国民党的新动作。

故事还得从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发迹说起。

1925312日,孙中山逝世。

伟人离世,留下了一份遗嘱,革命尚成功,诸君仍需努力。

然而,政治上最核心的问题――权力问题却没有解决。接力棒没递出去!那“有想法的人”是不是就得抢呀?

孙先生并非猝然离世,他为什么不考虑接班人问题呢?这让后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而这个问题的没有解决,就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里面蕴藏着无数的变数和想象空间,不仅国民党本党出现巨大混乱,其内部也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激烈博弈,而且使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此中断。

在孙中山逝世三个半月之后,1925年的7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校军和驻粤、湘、滇等各系支持革命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合在一起共6个军,8.5万人。国民革命军采取苏联建军模式,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祖涵分任第一、二、三、四、六军的副党代表(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是汪精卫,各军的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类似后来的政治委员。)苏联顾问季山嘉高度评价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成就,认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7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确切地说,应该是孙中山北上的时候,时间为19252月,陈炯明不甘心失去广州,力图卷土重来,黄埔学生军牛刀小试,举行了第一次东征,打败了陈炯明。但在东征用兵时,国民党一大时的重要人物杨希闵、刘震寰暗中与陈炯明有往来,所以黄埔学生军回师又打败了杨、刘二将,使广东的局势得到了稳定。

据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杨刘在广州也实在太胡闹,除烟赌之外,什么也不管,广州差不多每一条大街都有烟赌。。。。。”

虽然蒋介石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但在开始的时候,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权力竞争者。“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乡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历史学家唐德刚也这样评价,说孙中山是想把权力交到广东同乡手中,而蒋介石这个浙江人,是个外来户,还进不了核心层。

最初的牌局,大家玩儿的还算文明,规规矩矩地洗牌、抓牌,没人“出老千”。

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汪精卫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应该说,廖仲恺和许崇智是支持汪精卫的。

然而,在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这样的安排绝不意味着格局已定,也不意味着汪精卫就荣登大宝,只是意味着更加残酷斗争的开始。在没有正式开国民党的“党代会”之前,汪精卫就算不上合法的接班人。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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